手表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过着土里刨食,看天吃饭的日子。由于生产队里的工分价值太低,一个全劳力辛苦劳作一年,扣掉粮食柴草,往往所剩无几了。那时我家四个全劳力(父母,三哥和我)辛苦劳作一年后的分红,也就一百来元。
因为我家太穷,找对象就成了老大难。1973年春天,沉不住气的母亲不顾我的反对,硬拉我去经济条件相对差的江北去相亲。
在介绍人的领路下,我穿着借来的节约领,全毛长裤,皮鞋,还借了族兄德亮哥的手表,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过长江,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通海镇西面的一个大宅子。到了介绍人家里,还没坐下喘口气,来相亲的姑娘就陆续上门。尽管我对百里相亲的荒唐事颇有抵触,但每当有姑娘进门,我就装作有意无意地抬起左腕看一下手表。
那时,一身比较好的穿着再加一只手表,确实能引起一些姑娘的关注呢。然而,这次隔省相亲,由于我的消极抵制,还是无功而返。
第二天清早,我骑车带着母亲回家。当我紧赶慢赶地骑到青龙港码头,抬起手表看了下,才八点半。我笃定地走到售票窗口,要买两张九点的船票。可售票员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九点钟的船刚开走,你得等中午那班。”我把左手伸进售票窗口,气急败坏地对售票员咆哮道:“看看我的表,这不才八点半吗,定好九点的航班,怎么会提前起航呢?我要找你们的站长!”
那个男售票员,先抬手将一丝不乱的头发轻轻地往后抚摸了几下,这才咪着眼睛看了看我戴的手表,旋即朝椅子上一靠,撇着嘴,再瞥了我一眼,毫不客气地嘲讽我:“兄弟,你这手表是借的吧?表都停啦,还跟我们较劲。”随即抬起右手往身后的墙上虚指了一下,“好好看那架挂钟,几点了?”
我顺着他的手势,看到那架挂钟上的时间快九点半了,顿时臊得满脸通红,触电似地缩回左手。仔细看手表,秒针一动不动,确实停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以为来回骑行两百多里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把手表颠坏了。
回家后,我不好意思地对德亮哥说,我把手表弄坏了,愿意赔偿手表修理费。可德亮哥接过手表,凑到耳朵边,轻轻地摇了摇。问我:“早上给手表上过发条没?”
我如醍醐灌顶似地恍然大悟:“什么?手表要上发条?咋上呀?我不会。”
后来我进市区工作了,尽管我那时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钱,但我想到家里的窘迫,每月都要寄十元钱回家,以补贴家用。
一年后,我探亲回家,母亲郑重其事地托出一块全新的上海牌手表,说这是给我买的。我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连连追问母亲,家里哪来买表的钱?
母亲说:“村里人都羡慕你到上海工作了,每月有雷打不动的工资。可我知道,在市里生活,每天睁开眼,所有吃用开销,都得花钱。你才三十来块工资,寄家里十块后,这剩下的工资光顾着你在市里的日常生活,哪有钱买手表呢?前几次你回家,手上没有手表,做娘的心里一直难过呢。所以,你这一年来寄给家里的钱,我一分都不舍得用,存着,铆足了劲,就想给你买块手表。正巧上个月你二嫂在供销社里弄到一张过期的手表票,我终于给你买了块手表。从今后,你出门把袖子撸高点,这是我全家人的面子呀。”
当我从娘手里接过崭新的手表时,向来泪点低的我,竟然感动得泪水长流,不能自己。
我知道,十元钱,对一向经济拮据的家,能起到很大帮助。至少,能让年迈的父亲抽几包好烟。辛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在劣质烟的侵害下,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听得我心酸。或者,能让家里的亲人能买几斤猪肉,改善一下伙食,增加些营养。或者,给已经成为大姑娘的妹妹扯几尺洋布,做件漂亮的新衣服,免得她老穿着打了补丁的土布衣服。可母亲收到我寄去的钱,熬着,省着,硬是分文不动,积攒着,一门心思要给我买手表。
唉,这就是我的父母,安享粗茶淡饭,习惯节衣缩食,尽管每月能收到我寄去的钱,何曾想到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却只想着要给已经工作的我买块新手表。在他们看来,儿子能拥有一款手表,这比抽一包好烟、吃一顿猪肉、穿一件新衣更有意义。因为,这是穷家翻身的象征,更是值得炫耀的面子工程。
时至今日,这块四十六年前买的手表,不再发出催人奋进的“嚓嚓”声,早就寿终正寝,静静地躺在抽屉的某一角落。然而,我有时会拿它出来,轻轻地抚摸着,想象着在它的“嚓嚓”声中,我掐着时间,夜寝夙兴,勤奋工作。同时在想象的“嚓嚓”声中,脑海里又渐渐浮现出父母亲当年的音容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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