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竹，女，汉族，四川会理人，机关公务员，喜欢用简单朴实的文字，倾述人生百味。作品散见于《西南商报》《凉山日报》《凉山广播电视报》《会理文艺》等报刊，2017年出版作品集《时光里》。
散文
我的小学
我的小学六年，是在两所小学度过的。*一所学校只有三个年级，几十个学生；第二所学校有一到六年级，一百来个学生，都是村级小学，连正规的升旗仪式都没有，我糊里糊涂也算是少先队员，却一天红领巾都没戴过。
这里要说的，是第二所学校，从二年级到六年级，我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
◇关于学校
老家的村子有七十多户人家，房子依山而建，比较集中。从左往右两条巷子横穿村庄，将住户大致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我家紧邻上巷子，学校在下巷子，虽然中间隔着十几户人家，从家到学校也只需三五分钟，甚至在家里，也能清晰地听到学校的上课铃声。
据说学校是旧时一户大户人家的私宅，后来收归集体所有用来做了学校。校舍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推开米黄色的双扇木门，眼前是一个六十来平方的小操场，泥土的地面，土舂的院墙，操场右边正对大门是一方小小的偏厦，青瓦屋面，无门无窗。从操场正中的黑漆木门进去，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这是学校的核心部分。四方的三合土院坝，穿过院坝，正对院门有十来级石阶，通向正中很为敞亮的大厅，通常叫做礼堂。院坝左右两边各有一座上下两层的厢房，楼梯和楼板都是木质的，稍有动作便咚咚作响。穿过礼堂右侧的走廊， 是一个农家小院常见的天井，天井左边还有一间小屋子，穿过天井，是一道单扇的木门，算是学校的后门。
一到六年级的教室就分别在左右厢房、礼堂和天井里的小屋子。所有的屋子都没有门窗，顶多有半壁隔墙，故所谓的教室没有任何隔音效果可言。三年级的老师讲个笑话，五年级的同学能跟着笑得前俯后仰，一年级的老师拍一下桌子，四年级的孩子也能被吓得跳起来。更不用说木板楼上那不绝于耳的拖桌子、挪凳子的“吱嘎”声，课间追逐嬉闹时“咚咚”的脚步声，整个学校别提有多热闹了。
记忆中，学校没有什么正式的集体活动，没有升旗仪式，没有课间操，没有庆祝节日的文艺演出，就连很期盼的儿童节，也很多就给每个孩子发几颗水果糖就过了，印象中好像只有一次组织过简单的“六一”游园活动，玩过蒙面敲锣、贴鼻子之类的小游戏。
不过，学校对于学生的劳动教育是很值得称道的。
那些年的农村孩子，都有基本的劳动技能，但劳动习惯的养成仍然需要引导。
学校有一块校园地，种的石榴树。可能是管护不够科学的缘故，倒是从来没见过石榴成熟的样子。不过，每年一开春，石榴树发芽开花之际，学校就要组织全体师生到石榴地里劳动，高年级的负责担粪松土，低年级的负责除草浇水，大家你追我赶地做着力所能及的活儿，把杂草丛生的陡坡地拾掇得干净规整。
学校很隆重的节日是植树节。许多树种都不适宜家乡炎热的气候，但学校对植树节却一直重视有加。学校操场那株花繁叶茂的凤凰树，村后山上那片葱翠的桐子林，可都是我们多年植树节的劳动成果。
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口号和动员，老师在头一天放学的时候跟大家说：“明天植树节了，大家记得带工具。”小伙伴们自然会协商分工，带来各种功能的锄头、砍刀、水桶、撮箕。植树的树种都是就地取材，有从老树上砍下的小桐子树枝，有沟边挖来的攀枝花树苗，有剑麻丛掰下的嫩芽，都是好种易活的。没有栽多少的任务，也没有具体的分工，但没有人闲着，挖坑的挖坑，培土的培土，浇水的浇水，每个人都是那么认真地对待这播种希望和美好的过程。树栽好了，年龄稍大的孩子自告奋勇地钻到村里的自来水池里，清淤除泥，把池子洗得干干净净，不敢下水池的负责把山上的干树枝拾回学校做老师烧开水的柴禾。那时候，劳动的快乐与充实，都是发自内心的。
春种秋收时节，学校会放两三天农忙假，让孩子们全力参与家庭的劳动。寒暑假，学校也提倡勤工俭学，每个孩子每年的班费，是交15斤晾干的小桐子。其实一点都不难，村子周围到处都有小桐子树，七八月份正是小桐子成熟的季节，只要肯出力，打15斤小桐子还要不了两天。
孩子们吃苦耐劳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刚栽下的小树，大家会自发轮着去浇水；假期里，小伙伴们相互邀约着去打小桐子、寻野花生、捡拾塑料废品、采蘑菇，这些随处可见的小东西，换来的报酬微不足道，却是我们接受有关勤俭自强、自立更生的很初和很朴素的教育。
◇关于老师
二年级到六年级，一共遇到三位老师，按照先后顺序姑且称为ABC老师吧。
二年级老师A，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临时代课。大概因为在学校里相对年轻，承担了二三年级两个班的教学任务，既要当班主任，也要负责所有科目的教学，尽管村小大多也只上语文和数学，可两个班级加起来四十多个学生，也是够辛苦的。
不过A老师好像倒还挺会安排时间，两个班的教室分别在左右厢房的一楼，就隔了一个院坝。一节课40分钟，A老师在我们班讲十多分钟，让我们做作业，又到三年级讲十多分钟，还剩几分钟可以稍作休息。有时临时有事，干脆放任两个班自习，整节课都不见他踪影。
A老师教了些什么早就忘了，但他惩戒学生的情景倒是令我记忆深刻。
农村成长环境比较宽松，学习的要求也不够严格规范，孩子们大都保有调皮的天性，在老师眼中就成了顽劣，一旦遇到老师心情不好，难免受到惩罚。惩罚的方式不一而足，打手心、双手举板凳、蹲马步、头顶水盆，选择哪种，视“犯错”的程度而定。
我也挨过那么刻骨铭心的一回。
那天，语文课学的是归类识字，就是每组两个生字带组词，如分（分开）、芬（芬芳）为一组，一课大概有八组十六个字的样子。家庭作业是把这一课抄写五十遍。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放学回家，除了吃饭睡觉，我一直在努力抄课文，可直到第二天早上去学校，也才抄了二十几遍，还不到一半。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做好了接受惩罚的准备。
果然，A老师检查作业发现，抄得很多的我都还没完成任务的一半，于是大发雷霆。我*一个被叫上讲台。“手伸出来！”A老师怒吼。我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掌。“啪——”厚厚的木片重重地抽在手心里，身子条件反射地纵了一下，手掌一下就红了，那钻心的疼至今都还记忆犹新，眼泪一下子了涌上来，却只能咬住嘴唇，拼命忍着不让它掉下来。木片一下又一下地落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结束，只记得那只手掌肿了好些天才好起来。
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我甚至些怕去上学，一看到老师拿起讲台上的木片，就会不由自主地把手藏到身后去。
学年考试，我以语数两科都刚刚60分的成绩堪堪获得全班*一，为我的二年级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教我三四年级的B老师，是当时学校里的三个公办教师之一，教书二十几年了，资历颇深，但和蔼可亲，口才很好，比较幽默。因为和老师家离得近，课余经常听老师讲故事，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颇为有趣。
关于B老师，印象很深的是他的作文课。记得三年级刚接触写作文时，一到单元末“基础训练”的作文要求就犯怵。连什么是作文都不明白，更不知如何下笔。满以为老师会给我们讲一讲，可一到作文课，B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目，然后撂下一句话：“这节课写作文，自己看《作文训练》，自己写。”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熬过那些作文课的。后来学写日记，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希望，日记嘛，那还不简单，不就是把一天的事情记下来！我开心地写起了日记，每一篇都是从早上睁眼起床一直写到晚上睡觉，事无巨细，逐一罗列。B老师从来没有讲评过我们的作文或日记，只在我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上三个字——“流水账”。那时的我不理解什么是流水账，还以为那三个字是对我日记的肯定而沾沾自喜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自己当了老师，很看重的就是作文课，课前精心准备，课上细致讲解，对学生的作文用心批阅，工工整整地写下大段大段的点评，遇到难写的题目，会提前写出几篇下水作文，唯恐孩子们像我小时候那样面对一个笼统的作文题目束手无策。
接五六年级的C老师，是隔壁村一个刚从师范校毕业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正是朝气蓬勃的年纪。
我们也算是C老师的开山弟子，他带着初入职场的激情和干劲，全心投入教学工作。不但语文、数学、自然三科考试科目教得有声有色，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也纷纷出现在以往单调的课程表上。
*一次知道黑板报，是C老师亲手布置的“学习园地”，毛笔书写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作框，手工剪纸花边点缀，中间张贴着同学们的作业、作文，还有老师指导的写得歪歪扭扭的“书法”、信笔涂鸦的“绘画”，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一次在C老师带我们从村头小河沟的空地上挖出的简易球场上打篮球，*一次跳高跨过C老师自制的横竿，*一次在一边高一边矮的水泥台上跟c老师学打乒乓球，让我知道了运动不仅仅是在山路上疯跑。
在C老师的课堂上，我学会了预习复习，懂得了“流水账”不是好作文，知道了很多数学题的解法都不止一种。
*一次戴红领巾，是C老师带我们到乡中心校参加六一活动时帮我系的。
*一次召开家长会，C老师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表扬了我，让母亲开心了好久。
*一张班级合影，是C老师带我们去参加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专门请街上很好的摄影师拍的。
小学毕业考试，我得以和乡中心校两位同学并列*一的成绩顺利升入初中，当然也缘于C老师的悉心教导和鼓励。
一转眼都快三十年了，C老师教给我的很多东西，依然清晰如昨，那些，似乎都是我初识世界的模样。而记忆中的C老师，就是我站上讲台后一直以为的好老师的样子。
时光如流，物是人非。村里的小学早就撤并到乡中心校，那两进四合院又易主私人，童年的欢乐和忧伤，早已无处可寻。AB两位老师已不在人世，C老师亦复多年不见，纵使再见，恐怕也已认不出彼此。
幸而，我的小学，早已镌刻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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