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显章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都喜欢养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么困难的岁月，他都一年不落的养一圈猪。那时祖母还在，每天听着小猪的叫声，看着白色、黑色的从猪圈里窜出来又跳进去的小猪，他就合不拢嘴，甚至他知道小猪吃不饱饿的吱吱叫。他便去舀上几勺水，给猪挠痒痒。父亲养猪，纯粹出于挣工分，也是为了听个动静。每头猪一年奖励三百工分，生产队需要猪圈的粪肥，定期安排专人去养殖户家垫猪圈。
父亲三十多岁才娶到我母亲。他自己委托三叔跟附近的一户去东北当盲流的户主买下的房屋。已经谈妥了价格，人家临时又反悔，说增加二百块钱人民币。父亲一咬牙，买就买了，不差这个二百块钱。
母亲的过家之道就是勤快和精打细算，养猪是母亲要求增加的项目。
父亲委托小舅和二姑夫去抓猪崽子，两头小猪还不是一窝的。两个明白人抓猪的时候，生生的靠到天晌，就剩了两个拣吧团子（别人挑来挑去，没有愿意购买的），卖小猪的分别是两家人，央求说，你们快要着吧，别看现在小猪瘦小，回家去稍微加点麻山（花生饼），七八个月就可以出圈，正好年关，杀肉吃都合算。两位一合计要着吧，反正不能空手回去，农忙季节，请假走亲戚还得说个合理的理由。他俩都是生产队的年富力强的劳动力，好说歹说，队长批准了一天假。猪抓回家了，还不能立刻同时放进去，找个头较小的先进去，叫先入为主，然后再放进去稍微大的猪崽。这样大的猪才能不敢欺负小的猪。不是一窝猪还真有个讲究。我算服了这些大人们的思虑。任何事情需要动脑思考。
喂猪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母亲的肩上。后来父亲每次上工都带回来一篮子青草和自留地的瓜蔓，那时他白天在生产队干活，夜晚推网，拉扯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的的确确过的是苦日子。
首先保证的是人有饭吃，不忍饥挨饿，其次才考虑猪的喂养问题。当时我和姐姐已经读书。父亲也想尽了所有办法，首先开荒地，他自己天不亮就出发，去找合适的地方，不是黄泥头就是石渣子地，栽上地瓜苗子，由于雨水勤，地瓜很快坐了瓜，瓜岭一沟沟的起了棱子，地瓜把土岭鼓裂了纹，父亲连续几次用锄头上了土保证地瓜不裸露在表面。收获的季节对全家来说，天大的喜事。肩扛人抬，一个院子都是满满的地瓜，红地瓜肥实，白地瓜细长，大地瓜似胖男孩，小地瓜像纤瘦的女孩，细小的根子瓜我们便煮熟了喂小猪崽。
我家的小猪真正享福了。吃得饱，增重快。俗话说，瓜菜半年粮。大的拉瓜，粗的南瓜，加上门口一草垛上的葫芦。拉瓜和南瓜怕冻了，提到屋子里存放。母亲把葫芦放在锅里煮了，用大刀从中间一点一点打开，里面的葫芦瓤洁白的像年除夕的猪肉片十分诱人，当菜煮了吃，那么可口和鲜美。种子晒了，不等晒干，我跟姐姐抓一把放进嘴里，咬破种子的皮，咀嚼着葫芦籽，喷香。母亲把打开的葫芦处理的干干净净，放在窗台晾晒，不久就是变得坚硬如铁，舀水的水瓢，盛面的面瓢，应运而生。用起来得心应手，放在地面把瓢把一转，像陀螺似的，好玩极了。这艰难的岁月，在父母的齐心合力运作下，有滋有味。我们小孩子平添了童年的快乐，度过了困难的时节。我没有看见那时父亲母亲说，真难，艰苦，不开心，他们面对的是四个孩子能吃粮食的困境，小猪逐步成长起来需要加大猪饲料喂养量的难处。可能是他们内心在煎熬，当着我们小孩子的面不便说出嘴而已。我真切感受到了他们勇敢的精神，啥都顺其自然和变通，变得越来越能克服困难，变得昼夜不停地拼命劳作，变得使我们在幼小的时候就同情父母，积极主动地去给父母分担忧愁和劳动量。
养猪，就是父亲的决定，母亲辛勤的付出。
如今农村传统养猪的人很少了，然而小时候养猪的生活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简介：徐显章，青岛西海岸新区红军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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